柏林。
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十六日。
人民委员会大楼。
情报是当天上午送到韦格纳办公桌上的。
一份来自驻华盛顿情报站的密电，通过共产国际的美国渠道转来，经过外交委员会译码之后，装在一个牛皮纸文件夹里。
韦格纳翻开文件夹的时候，正在喝早上的第二杯茶。
他看了第一页，茶杯停在嘴边，停了一瞬，然后他放下茶杯，把文件夹拿起来，从头到尾看了一遍。
看第二遍的时候，他笑了。那个笑容很轻，嘴角往上牵了一下，但很快就收回去了。
看完，韦格纳把文件夹合上，拿起电话，拨通了施密特的内线。
“施密特，你来一下。还有克朗茨。有事。来了再说。快点。”
施密特先到，手里还攥着他的烟斗。
克朗茨后到，大衣没脱，站在门口问了一句“出什么事了”。
韦格纳把文件夹推到桌子中间，说：
“你们看看这个。”
施密特翻开文件夹，看了第一页，停住了。
他把烟斗从嘴里拿下来，凑近了看。
然后他翻到第二页，又翻到第三页。
看完之后他把文件夹放下，抬起头来，看着韦格纳。
他的嘴角也在微微抽动，但他忍住了。
克朗茨从施密特手里接过文件夹，看了几页，没忍住，他便笑出了声。
“丘吉尔被捕了？”
克朗茨把文件夹举起来，晃了晃，
“丘吉尔会被按上通共的罪名？
那个在一九一九年就主张武装干涉苏俄的丘吉尔？
那个天天喊着要跟我们断交的丘吉尔？
那个把大英帝国当成反共堡垒的丘吉尔？
通共？
我看这帮子美国人的脑子都坏了？”
韦格纳靠在椅背上，双手交叉搁在桌面上，说：
“美国人的脑子可没坏，相反，这帮子美国佬精明着呢。
他们抓不到凶手，胡佛死了，科斯特洛跑了，那五个特种作战人员也跑了。
他们需要一个交代。
撞到美国人枪口上的丘吉尔就是那个交代。
一个英国前首相，一个反共半辈子的人，最后被扣上通共的帽子。
多好的头条。多响的耳光啊。”
施密特把烟斗重新叼在嘴里，划了根火柴点着了。
他抽了一口，把烟从鼻子里喷出来，说：
“这件事的可笑之处在于——丘吉尔确实帮了我们的人。
他不知道。
他以为他在帮科斯特洛做生意。
但结果是一样的。
他办的通行证，把我们的五个特种作战人员送进了华盛顿。
胡佛死了。
从客观效果上看，这个把反共作为毕生事业的丘吉尔确实帮了共产主义一把。
虽然他主观上恨不得把我们这帮人全绞死。”
他把烟斗从嘴里拿下来，补了一句，
“这就是历史的讽刺性。
你想躲的东西，最后从后门进来了。”
克朗茨把文件夹合上，搁在桌面上，坐下来。
他解开大衣扣子，说：
“我倒是觉得这件事有另外一个意义。
罗斯福那边现在连一个像样的替罪羊都找不出来，只能拿一个流亡的英国老头顶缸。
这说明什么？
说明美国政府的公信力已经垮了。
他们抓不到真正的凶手，就编一个凶手出来。
他们以为公众会信。
但美国公众又不是傻子。
丘吉尔通共？
华盛顿的老百姓信吗？
纽约的老百姓信吗？
芝加哥的老百姓信吗？
我觉得他们是不信的。
他们嘴上不说，心里在笑。
笑联邦政府连编瞎话都编不圆。”
韦格纳站起来，走到窗前。
窗外是柏林的十二月，天阴着，但还没有下雪。
他站在窗前，把手插在口袋里，背对着施密特和克朗茨，说了一段话。
他的声音不大，但每个字都落得很清楚：
“丘吉尔这个人，我一直觉得他是个悲剧。
他还算聪明，有一点才华，也并不缺少勇气。
他在英国议会里说的那些话，关于我们的威胁，关于必须跟法国加强合作的话，很多都是对的。
但他有一个问题——他太爱大英帝国了。
他爱的那个帝国，是一个已经死掉的帝国。
他站在一具尸体前面，拼命地给它做人工呼吸，以为还能救活。
他看不见尸体已经凉了。
现在他自己也凉了。
美国人把他扔进监狱，没有人替他说话。
他这辈子最后一件大事，是给我们的人办了五张通行证。
他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
但历史就是这么走的。”
施密特抽着烟斗，听着。
等韦格纳说完，他补了一句：
“这件事告诉我们一件事——资本主义阵营的内部，已经没有章法了。
他们抓不到凶手，就随便找一个替罪羊。
他们编的罪名，连他们自己都不信。
这种政府，撑不了多久。
罗斯福还能撑多久？
他的FBI局长死了，他的西线在丢圣路易斯，他的东线在等我们的春季攻势，他的华尔街在崩盘。
他现在能做的事情只有一件——抓人。
抓不了真正的凶手，就抓一个够分量的替罪羊。
丘吉尔就是那个够分量的替罪羊。
但这只替罪羊救不了他。
替罪羊只能让他在新闻发布会上多撑十分钟。”
克朗茨把大衣扣子重新系上，站起来说：
“我同意施密特说的。
罗斯福撑不了多久了。
我们的春季攻势什么时候发动？
东线的补给线已经恢复了，太平洋舰队也到了西海岸。
美共那边在等我们的信号。
我建议——把原定三月的攻势提前到二月。
趁他们内部乱成一锅粥的时候打。
罗斯福现在焦头烂额，他的指挥系统被胡佛的死撕了一道口子，他的情报网被我们的特种作战人员捅了一刀，他的公众信任被丘吉尔的案子踩了一脚。
这个时候打，事半功倍。”
韦格纳从窗前转过身来，走回桌前，坐下来。
他翻开文件夹，又看了一眼那份情报。
然后他把文件夹合上，推到桌子中间，对克朗茨说：
“春季攻势的事，你跟东线指挥部商量。
不要提前太多，一个月够了。
现在是十二月，二月进攻。
让罗斯福过一个安稳的圣诞节。”
他停了一下，嘴角又往上牵了一下，
“让他过完这个圣诞节。
明年就没有了。”
施密特把烟斗在烟灰缸边上磕了磕，站起来说：
“我去让外交委员会起草一份声明。
关于丘吉尔的事。我们不公开说太多，但可以让日共的报纸在东京发一篇评论，标题就叫——‘反共分子的末路’。
让全世界看看，一个反共反了一辈子的人，最后被他的盟友当成共产党抓起来了。
这件事其实都不用我们评论，事实本身就是最好的评论。”
韦格纳点了点头。
施密特和克朗茨收拾好文件，一前一后走出办公室。
门关上之后，韦格纳一个人坐在桌前，又翻开那份情报，看了最后一遍。他把情报折好，放进抽屉里，然后拿起那杯已经凉了的茶，喝了一口。
茶是凉的，但味道还可以。他放下茶杯，拿起铅笔，翻开下一份文件——那是关于对日政策的细则草案。
他拿起笔，开始批注。
铅笔划过纸面，发出细碎的沙沙声。
窗外，柏林的天还是阴的，但远处的工厂烟囱冒着白烟，烟在灰蓝色的天幕下慢慢升起来，散开，融进风里。
一切都在继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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