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盛顿。
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十日。
《华盛顿邮报》第二版。
丘吉尔被捕的消息在十二月九日传遍了华盛顿。
第一个报道的是《华盛顿邮报》，在第二天早上的第二版上登了一篇报道，标题是——“丘吉尔涉嫌通共被捕，FBI指控其为刺杀胡佛提供便利”。
报道的正文大约一千字，措辞很克制，但每一个字都像是在给丘吉尔盖棺定论。
报道里写了丘吉尔与科斯特洛的关系，写了通行证的事，
写了他在五月花酒店被捕的场景，最后引用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FBI官员的话——“此案证据确凿，丘吉尔难逃法律制裁。”
报道出来的当天，华盛顿的社交圈子里没有一个人公开替丘吉尔说话。
那些一个月前还在他的酒会上端着香槟、拍着他的肩膀说“首相先生，您真是个了不起的人”的银行家和工业家，现在全都不见了。
他们的电话打不通，他们的秘书说“老板不在”，他们的办公室关门谢客。
惠特尼，那个第一个回信参加酒会的银行家，在报道出来的当天晚上就离开了华盛顿，去了他在长岛的别墅。
阿姆斯特朗，那个带了一瓶好酒来的芝加哥肉类加工商，在电话里对记者说了一句话——“我跟丘吉尔不熟。
我只是去喝过一杯酒。
别的我什么都不知道。”
那个退休的海军上将，那个以前跟罗斯福共过事的将军，在接受采访时说了一句话——“丘吉尔先生是一个杰出的演说家。
但杰出的演说家不一定是爱国者。”
丘吉尔自己的随从也散了。
那两个跟着他从渥太华跑到华盛顿的助手，在丘吉尔被捕的第二天就搬出了五月花酒店。
他们没有带走任何文件，也没有留下任何地址。
他们只给公寓里剩下的几个人留了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——“对不起。我们帮不上忙了。保重。”
那个原英国驻美大使馆的武官，在丘吉尔被捕后第三天去了如今的英国驻美大使馆，请求庇护。
大使馆没有收留他——他们说他“已经没有官方身份了”。
他在大使馆门口的台阶上坐了一个下午，然后走了，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。
剩下的几个人——那个原海军部的情报官，那个原殖民地事务部的低级文员——他们还在华盛顿西北区的那间旧公寓里，挤在一起，靠给杂货店搬货和给洗衣店看夜勉强活着。
他们没有去看丘吉尔。
他们知道自己进不了拘留所。
他们只能等。
等消息，等审判，等最后的结果。
《华盛顿邮报》的报道在十二月十二日又登了一篇评论。
评论的标题是——“丘吉尔：一个过时帝国的过时幻梦”。
文章的作者是报社的社论版主编，一个叫哈罗德的中年男人，曾经在一九三八年写过支持美共的社论。
他的评论写得很长，措辞很冷静，但每个字都像是在把丘吉尔从历史舞台上推下去。
评论的开头是这样写的：
“温斯顿·丘吉尔曾经说过，他的人生是一出漫长的戏剧。
现在，这出戏剧即将落幕。
昨天，FBI逮捕了这位前英国首相，指控他与美共特种作战人员有联系，为刺杀埃德加·胡佛局长提供了便利。
丘吉尔先生本人否认了这些指控。
他说他不知道那五张通行证的用途，他说他只是科斯特洛的‘中间人’，他说他是被‘利用’的。
也许他说的是真话。
也许他确实不知道。
但问题在于——谁在乎？”
“丘吉尔先生曾经是大英帝国的象征。
他曾经就差一步站在历史舞台的中央，指挥着世界上最庞大的帝国，决定着数亿人的命运。
但现在，大英帝国已经不复存在。
他的国家已经变成了社会主义共和国。
他的首相职位已经被废除。
他的流亡政府已经被历史遗忘。
他现在剩下的只有一样东西——他的名声。
而现在，连名声也碎了。”
“让我们回顾一下丘吉尔先生来到美国之后做了什么。
他住在五月花酒店最好的套房里，举办一场又一场的宴会，发表一篇又一篇的演讲，跟资本家们喝酒，跟政客们握手，跟华尔街的银行家们谈投资。
他花的钱从哪里来？
从科斯特洛来。
科斯特洛是谁？
是华盛顿的黑帮头子，是赌场、夜总会、码头货运和建筑承包背后的老板，是跟华盛顿政界、商界、司法界都有说不清道不明关系的犯罪头目。
丘吉尔先生跟这样的人混在一起，拿他的钱，住他的房子，办他的通行证。
然后胡佛死了。
死于美共特种作战人员的子弹。死于那些用丘吉尔的通行证进城的人的枪口。
丘吉尔先生说他不知道。
也许他真的不知道。
但这重要吗？”
“重要的事情只有一件——丘吉尔先生已经不再是一个首相。
他已经不再是一个政治领袖。
他已经不再是一个值得被同情的人。
他是一个被历史抛弃的老人，在一间不属于他的套房里，搂着一个不属于他的女人，花着一笔不属于他的钱，被卷入了一场他无法理解的阴谋。
他的时代结束了。
他的国家结束了。
他的名声结束了。
现在，他唯一剩下的东西——他的自由——也即将结束。
他将在监狱里度过他的晚年。
没有人会去看他。
没有人会给他送花。
没有人会为他写传记的最后一章。
他会安静地死去，像他曾经那么响亮的活着一样。”
这篇评论在华盛顿的政界和商界引起了广泛的共鸣。
没有人公开反对。
没有人替丘吉尔辩护。那些曾经把丘吉尔当成英雄的人，现在把丘吉尔当成了累赘。
那些曾经把他的演讲当成圣经的人，现在把他的演讲当成了笑话。
那些曾经在他的酒会上举杯的人，现在在别的酒会上举杯，庆祝自己“跟那个通共的老头子没有关系”。
华盛顿的社交界像一台巨大的机器，它需要有人站在聚光灯下，也需要有人被扔进垃圾桶。
丘吉尔曾经站在聚光灯下。
现在他被扔进了垃圾桶。
没有人回头看一眼。
拘留所里的丘吉尔没有看到那些报道。
但他能感觉到。
他的律师——一个罗斯福给他指派的公设律师，一个二十多岁、刚出法学院没几年的年轻人——在第二次见面的时候脸色很难看。
丘吉尔问他怎么了。
律师犹豫了一会儿，说了一句话：
“首相先生，您以前的那些朋友……他们现在都不说话了。”
丘吉尔听完，没有说话。
他把拇指铐在桌面上轻轻敲了两下，然后靠在椅背上，看着天花板。
他看了一会儿，然后说了一句话，声音很轻：
“我知道了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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